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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行】石光明:寻访易卜生故居(插曲:王丽达演唱《春节是条河》)

爱你杂志2018-07-06 09:24:04


春节是条河(肖雅瑜曲、王丽达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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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首都奥斯陆是一个美丽的峡湾城市迷人的自然环境闻名于世。挪威语中,“挪威”的意思是“北方之路”,而“奥斯陆”指的是“林间空地”,又传说为“上帝的山谷”的意思。公元十一世纪,挪威传奇的海盗时期,挪威最后一位海盗国王哈德罗德把国都建在这里,并定名为奥斯陆。游览奥斯陆,不可不看比格德半岛的“海盗船博馆”、“航海博物馆”和“民俗博物馆”,不可不看位于市内的当今世界最大的雕塑公园——维格兰雕塑公园,被称为滑雪圣地的霍尔门考伦山跳雪台,也不可不看建在高地、森林环绕、正对着最繁华的卡尔约翰大街的皇宫,和世界著名的诺贝尔和平奖授奖地——奥斯陆大学。但对我来说,尤其不可错过的是寻访与皇宫相邻、被誉为“现代戏剧之父”的挪威文化先驱易卜生的故居。


深秋时节,随中国工会代表团访问挪威,离挪前的压轴节目便是瞻仰奥斯陆的易卜生故居。自然希冀从中了解易卜生从一个药店学徒到挪威文化巨人的人生和文学之路,探究挪威文化发展的点睛之笔。


易卜生故居博物馆平常都是中午12点到下午3点对外开放,由于挪威总工会的联系安排,博物馆破例提前一小时接待了我们。奥斯陆纬度高,暮秋和煦的太阳百年如一地照耀着这里的峡湾、森林、皇宫和街巷,照耀着座落在皇宫附近的达门斯维恩大街、曾吸引过众多崇敬和研究易卜生者的这幢欧洲古典风格的建筑。易卜生故居在二楼。整个博物馆管理员兼讲解员就是一位年轻的姑娘。踏上历史铺就的楼梯,仿佛踏着伟大戏剧家的一部部不朽剧本上升。上得楼来,或许为了提起大家的注意力和好奇心,讲解员首先发问:“你们知道易卜生及其作吗?”应该说,中国的读者对易卜生并不陌生,其代表作《玩偶之家》,在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中国新文化运动中,曾对激励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和解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由于中挪两个民族都有过遭受外来压迫的相同经历,两国民族文化、心态也就有着相通相融的地方。听完翻译的话,姑娘颔首一笑,我相信她一定满意这个回答。随着她的介绍,我们又回溯到了十九世纪,去寻觅一代文化巨人的人生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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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卜生1828年出生在挪威南部斯肯市的一个富裕商人家庭。十九世纪初,统治挪威的丹麦国王战败,而把挪威割让给了瑞典。瑞挪联盟初期,挪威国内政治动荡,经济萧条,易卜生的父亲惨淡经营也终不免破产的结果,家道从此衰落。为了生计和前途,易卜生16岁时便去格利姆斯塔一家药店当学徒。他曾向往当一名医生,但申请上大学却未被录取。年轻的易卜生对生活的艰难和庸俗势利的社会时弊感到极端苦闷,在欧洲革命浪潮和挪威民族解放运动的激荡下,他改学戏剧,开始了创作。他的第一部诗剧就是1849年在药店的一间小房里写出来的。


    随后不久,满怀憧憬和抱负的易卜生第一次来到首都。在这里结识了不少思想进步的文化界人士,还参加了当时的工人运动,担任过工人刊物的编辑。二年后,他应作曲家和大提琴家奥莱•布尔之邀去了挪威西部的卑尔根,主持由奥莱•布尔创办的卑尔根剧院。卑尔根是以中世纪“汉萨同盟”城市著称的海边城市,也是挪威的第二大城市。由于易卜生和挪威另一位文化巨人比昂松都曾经在这里工作过,卑尔根剧院因此享誉世界。在卑尔根生活了六年之后,易卜生第二次来到奥斯陆,担任“挪威剧院”经理,同时创作了一些浪漫主义的历史题材剧本,复活挪威人民熟知的古代英雄,激发长期受异族压迫的挪威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似乎成功者总是与早期多舛的命运分不开,没过几年,剧院破产了,其剧作也未能得到社会的认同,他陷入了人生最困难的时候,穷困潦倒,情绪低落。当1864年普奥联军侵略丹麦,挪威统治者的中立政策进一步使易卜生感到失望和愤怒,于是他携全家离国出走,先后侨居意大利和德国达二十七年之久。


1866年和1867年,易卜生在罗马先后创作了《布朗德》和《彼尔•金特》,这是两部主题互相呼应、探讨伦理和哲学问题的剧本。他认为人类真正的自由在于个性的解放,提出了“精神反叛”的口号。这两部诗剧奠定了易卜生在欧洲文坛的声誉,更在挪威引起了轰动,人们为之惊讶又为之骄傲。易卜生在德国住了二十年,这期间欧洲发生了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等重大事件,促使他进一步关注和研究社会问题,运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创作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剧”,陆续发表了《社会栋梁》、《玩偶之家》、《群鬼》、《人民公敌》、《野鸭》等剧本,他注重心理分析,描写那些受压抑、受禁锢的个体,以及他们在其所处的群体环境中的反抗和挣扎,尖锐地提出了妇女地位、道德、法律和市政等社会问题。我们最熟悉的《玩偶之家》就是他这个时期主要的代表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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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过花甲,已经名满欧洲的易卜生重新回到了祖国。先是到挪威也是欧洲的最北端“北角”生活了一段时间,然后又离开那里夏季终日不落的太阳和冬天的漫漫长夜,南下定居奥斯陆。最初住在故居对面街上一套公寓,由于妻子不满意,又于1895年迁居现址。这套房子靠近皇宫,房间宽大,视野开阔,风景优美,门前大街刚刚开通有轨电车,住在这儿在当时是有身份的表现。易卜生在这里一住十一年,直到1906年他去世。


    易卜生故居博物馆原封不动地修复和保留了易卜生生前的写作室。为了这些珍贵的文物不受损坏,通客厅的门用整块玻璃封闭起来,我们只能透过玻璃端详易卜生生前写作的地方。百年岁月,消蚀风化了不知多少往事记忆,也堆积燃烧着如炭如焦的怀想。右侧靠窗的写字台上依稀还留有文豪的墨迹和肘痕,对面壁炉前围聚小木几的沙发间似乎还回荡着文豪与客人论辩和朗笑的声音,天花板垂挂的豪华古典吊灯仿佛点燃了我的幻觉。漆成蓝色的墙壁上琳琅满目地悬挂着大大小小的画像。最引人注目的是窗边那幅瑞典文学院授于易卜生文学博士时的摄影。这位儿时没读多少书,年轻时想进大学深造却被拒之门外的文豪,紧抿着嘴,深邃的目光透过眼镜,仿佛在对社会现象作深刻的洞察和批判,右手握着一杆笔,准备着随时把思想灵感写下来。深色的博士袍包裹着一颗理想与现实时刻碰撞矛盾的心魄,智慧的光芒在胸前悬挂的勋章上闪亮。讲解员告诉我们,除了写作,易卜生还擅长油画,尤其擅长画服饰,寓所中悬挂的许多油画是他自己所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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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易卜生写作了最后两部剧本。易卜生晚年所处的时代,各种社会矛盾加剧,他因找不到解决这些社会矛盾的办法而苦恼,并对自己多年来大声疾呼的“人的精神反叛”感到了痛苦的幻灭,他逐步接受颓废思想的影响,因此,在他的晚期剧作里,现实主义成份减少,象征主义气息加重,过分着重内心活动的描写和精神生活的分析,并出现了悲观失望的情绪。因为如此,尽管易卜生享有非常高的名望,却未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原因就是瑞典皇家委员会认为他的作品太悲观了。


易卜生一生共创作了25部剧本。他的创作发展在当时是颇具代表性的。他一生都在寻找出路。早年在历史中寻求力量,在哲学中探索人生的宗旨,随着对现实认识的加深,他着重表现了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但当矛盾得不到解决,就又不可避免地陷入神秘的悲观主义。但易卜生晚期作品的这些缺陷,决不能掩盖其整个戏剧创作的成功和光辉,更不能抹杀其对现代戏剧发展的重大贡献和影响。每念之此,我不仅为易卜生失去诺贝尔奖而扼腕叹息,更为当时瑞典皇家委员会的“愚昧和偏见”而忿忿不平。毫无疑义,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是对欧洲戏剧的创新和发展。当时,欧洲盛行结构精巧而内容贫乏、以取悦上层社会为目的的戏剧,正是易卜生发扬了欧洲文学和戏剧的现实主义传统,把剧场从娱乐场所变而为激发观众思考社会问题的教育场所。他认为严肃的戏剧应当通过人性的冲突表现对真理的探求。这正是易卜生作品的一个显著特点。文学评论家这么说:他的“社会问题剧针对现存的社会问题,抓住典型人物和事件加以解剖,从而推翻公认的道德准则”。易卜生在戏剧题材和艺术方面也作了很多革新,其剧本情节简洁,戏剧的开始往往都是早已形成的冲突的结局,而戏剧的结局又往往可以构成另一个戏剧的开始。它的论争性的构思不露痕迹地体现在生动的情节和真实的人物形象中,有时还得到诗意的渲染,达到了思想内容和戏剧性的统一。易卜生不仅善于通过戏剧来揭露人类灵魂的最深处,同时他还是一位语言大师。其戏剧中的对话永远是那么明快生动,往往又充满了哲言睿语,精辟锋利,发人深思。所有这一切铸就了易卜生对近现代欧洲和世界戏剧发展的巨大影响,其成就远远地超越了他的民族和时代。恩格斯在1890年写给保尔•爱因斯特的信中这么评价:“挪威在最近二十年中所出现的文学繁荣,在这一时期除了俄国以外没有一个国家能与之媲美”。易卜生在其中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据说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和德国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学习挪威语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阅读易卜生的原著。


穿过客厅,即是红色墙壁的饭厅,通常只举行生日宴会时用。墙角的钢琴据说是原物。挪威著名的音乐家格里格常来看望易卜生,参加聚会,少不了弹奏几曲自己的音乐名篇。格里格比易卜生小六岁,出生于卑尔根的一个商人家庭。他们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格里格曾应易卜生的请求为他的戏剧谱写了著名音乐《彼尔•金特》。正是由于这部剧作鲜明的主题、深刻的内涵和优美的音乐,使得易卜生一时间蜚声欧洲大陆,逐步走向“现代戏剧之父”的圣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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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色墙壁的藏书室,现在藏书已被移走,四面墙上张挂着易卜生各个时期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他摄于1863年的像,困境中的他忧郁不满的神色凝重得就要从照片上滴落下来。1869年的一幅照片,记录了在他成名之后,统治挪威的瑞典国王派他参加苏伊士运河开通仪式的情景。1873年,维也纳艺术博览会开幕,易卜生被推举担任评委会成员,这枚评委章他一直珍藏着。他非常重视荣誉,收藏了不少各种勋章、奖牌和纪念章。众多的照片中还有一幅是易卜生晚年摄于国家大剧院门前。易卜生晚年在挪威的文化生活中享有崇高的地位,照片中他的身后是国家为他立的塑像。大剧院左侧还有一尊比昂松的塑像。比昂松与易卜生是同时代人,都是挪威文学舞台上的巨人。比昂松曾创作了挪威国歌《是的,我们永远爱这片土地》的歌词,他还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和剧本,但不知是何原因,其作品的外文译本不多,而易卜生的作品却早已被译成了无数种语言,广为流传,影响远远大于比昂松。然而比昂松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事情往往是这么不可思议。据说当比昂松去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领奖时,人们都把他当成是易卜生,为此把比昂松闹得很不愉快。“北方之路”的风雨冰霜,让两尊塑像披上了斑斑铜绿,现在,人们来到国家大剧院广场,仍可以从栩栩如生的塑像看到易卜生低头沉思,比昂松在昂首演说,演义着两位文化巨擘跋涉文化苦旅的故事。讲解员还介绍说,易卜生晚年的生活非常有规律,早起在寓所前的街道散步,上午九时准时写作,他还保持了每天午后准时步行去位于卡尔约翰大街31号的格瑞恩咖啡馆的习惯,以至附近的居民都把他当作为时钟。咖啡馆以他光顾为荣,专门为他安排了一套桌椅,并在他常坐的椅子上钉了一块镀银的小牌,上面刻着:为亨利克•易卜生博士预留。还给他准备了四个刻着他名字的玻璃杯,专为他从德国进口啤酒。易卜生每天准时往返咖啡馆的故事,一直传为美谈。格瑞恩咖啡馆至今还以易卜生生前每天眷顾的故事和百年前原有的风貌招徕顾客。当初易卜生恐怕怎么也想不到,自己这么一个细琐的生活习惯和爱好竟成就了一家百年老店和名店。


    橄榄色墙壁的房间,是易卜生妻子的卧室,现在陈列着易卜生葬礼的照片和物品。1906年,易卜生在写作时倒下,终年78岁。文学巨星的陨落,挪威人民无不感到悲痛和惋惜。国王和议会以及各界名人都送了挽联,奥斯陆的群众自发上街为易卜生送行。讲解员突然指着易卜生墓碑的照片问我们:“墓碑上只雕刻了一个榔头,它表达了什么象征意义?显示了怎样一个深奥的哲学思想?”据说研究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从当时社会现实和易卜生剧作的特点思考,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易卜生的全部剧作,实质是对民族觉悟的撬动,是对社会深层问题的解剖,是对一切愚昧偏见的抨击,是对人类灵魂的敲打。易卜生认为自己不是任何一个人的附庸,而是人民的剧作家。有一次当人们赞扬他为戏剧演员创作了众多优秀作品时,他却宣称:“我不是为演员创作,我是为人民创作的!”正因为如此,他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民族、社会和人民的榔头,终其一生,孜孜不倦地工作。其代表作《玩偶之家》提出了近代社会妇女解放的主题,通过描写女主人公挪拉和她丈夫海尔茂的感情和利益冲突,暴露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玩弄,表现了妇女不愿做男人的玩物和追求解放的愿望。挪拉最后离开那个“玩偶之家”,以作为对自私的丈夫和虚伪的道德、法律的一种反抗。


    易卜生作品中的反叛精神也体现在他性格的抗逆上。走进土黄色墙壁的房间,人的心情一下子变得十分沉重。这是易卜生生前的卧室,故居中唯一一间带阳台的房间,也是他生命之火熄灭的地方。讲解员讲述了易卜生临终前的一则轶事。易卜生在写作中突然倒下后,人们手忙脚乱地把已经神志不清的他抬到卧室的床上,妻子和护士都紧张地守候一旁观察他的病情。忽然妻子发现他脸色出现一些红润,便充满祈愿地说:“瞧,气色好多了。”处于半昏迷状态的易卜生听到了妻子的话,蹭地坐起来大声说:“恰恰相反!”03/05/01随即倒在床上就再也没有醒来。无怪乎人们说易卜生到死也改不了抗逆的性格。听着姑娘的述说,我沉重的目光缓缓移向连着阳台的南窗,历史的阳光从古旧的窗户洒入室中,把人笼罩在深深的缅怀之中而难以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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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卜生对挪威文化发展和世界戏剧史的巨大贡献,使他生前就获得了崇高的名望,身后也备受殊荣。然而讲解员也坦率地告诉我们一段挪威人难以启齿的往事。易卜生去世之后,其遗孀的生活逐渐陷入困顿,为了生计,不得不将故居的一部分租给一位牙医开诊所行医。1917年其遗孀也相继去世,故居未得到及时保护,家俱全都散失了。现在陈列的许多是复制品。后来挪威国家通过了对易卜生等文化名人故居文物的保护法例,对位于斯肯、格利姆斯塔和奥斯陆的几处易卜生故居及国家大剧院实行保护。建立博物馆,在奥斯陆大学人文学院设立“易卜生研究中心”,并经常性地举办与易卜生有关的文化活动。如每年6月举办的挪威文化节,每年8月初的“彼尔•金特”节,从奥斯陆到斯肯的文化旅游,在风景秀丽的格罗瓦腾湖畔露天演出易卜生的剧本和格里格的音乐。最为隆重的是9月份举办每两年一届的国际易卜生戏剧节。九月是挪威最好的季节,人们都在这个时候休假。戏剧节期间,欧洲各城市以至遥远的新西兰、美国、巴基斯坦和西非地区的剧团和艺术家都会聚在奥斯陆的国家大剧院,轮番演出易卜生的戏剧,而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和挪威人民一道欣赏这世界级的表演。《玩偶之家》已被挪威国家大剧院列为保留剧目,经常上演,而每次都观众爆满。通过这一系列文化活动,不朽的剧作愈加不朽,永生的“戏剧之父”与山川岁月永生。


走出易卜生故居,以东方人特有的思维和目光回望这座古老建筑,忽然想起我的祖国一位著名作家,从湘西美丽边城走出来的沈从文先生。这两位文坛巨匠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俩人都有一个家道中落、贫寒坎坷的青少年时代,易卜生16岁当学徒,沈从文15岁从军行;俩人都曾申请报考大学而被拒之门外,而成名后,易卜生被瑞典文学院授于博士,沈从文则被曾拒绝他入学的北京大学聘为文学教授;又都曾得到过友人的鼓励和提携,奥莱•布尔给易卜生提供了展示才华和价值的舞台,郁达夫和徐志摩则成为引导沈从文在文学道路上前行的灯塔;还都曾因故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易卜生是因为瑞典皇家委员会的绅士们对“榔头”的不满,而托词其剧作太过“悲观”,沈从文则是因为委员会对东方文化的漠视和孤陋寡闻;都对服饰感兴趣并有造诣,易卜生擅长画油画尤其是画服饰,沈从文晚年专心古代服饰研究,其专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就连俩人生前留下的哲言也相似,易卜生说:“理解我,你就能理解挪威。”沈从文说:“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尽管遥隔千山万水,中挪两个民族的文化差异也很大,两位巨匠又分别生活在不同的世纪,但他们的人生遭遇却惊人的相似。


这时,一列电车从身旁訇然驶过,留下一串感叹,几行思索。寂寞百年,无论是东方的皇帝还是西方的国王,不知多少王冠又被雨打风吹去,唯有人民的艺术,人民的作家,如同中国长城的太阳,挪威峡湾的月亮,虽无诺贝尔奖金装饰,却光耀千秋,辉映百代,成为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世界的宝贵文化遗产。


眼前,从历史深处迤逦而来的电车轨道依然沉稳地往前延伸,牵引着我的思绪向远方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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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青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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