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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鸥:旧体诗词的韵与命

中国文体2018-05-01 06:50:26





二十世纪以来,汉语旧体诗词可谓命途多舛。如今,多数人已经不再质疑它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了,但其地位仍然处于诗词创作和学术研究的边缘,甚至其“合法性和现代性”还需要论证[1]。这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形式因素或者说技术因素,就是旧韵与新韵[2]的关系问题。这个因素切切实实地影响着旧体诗词的命运。

 


作旧体诗用《平水韵》,填词用《词林正韵》,是自中古以来形成的传统。二十世纪以来,出现了声韵改革的要求和编写新韵书的尝试。


朱自清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3]中谈到:“刘半农很早就主张‘破坏旧韵,重造新韵’,新韵以北平音为标准;其后,赵元任于1923年研制了《国语新诗韵》”。


1941年,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1890~1978,湖南湘潭人)编写的《中华新韵》由国民政府颁布推广。此书“是对诗韵的重大改革,影响至为深远。从此,旧体诗的创作才在平水韵之外又有了一个切近于今日语音实际的韵部”[4]。1965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了依照《中华新韵》编写的《诗韵新编》,此后又于1978、1984年两度修订重印。此书对诗词创作影响较大,并受到一些好评,如岳麓诗社就明确主张“写作旧体诗词,自不能不注意声韵,但不必拘守旧韵书,……如《诗韵新编》等新韵书,皆可采用”[5]。


中华诗词学会在其《21世纪初期中华诗词发展纲要》中说:“为促进声韵改革和推行新声韵,很有必要组织学者、专家尽快编出新韵书”。该学会委托广东中华诗词学会编写了百万字规模的《中华新韵府》,其书由暨南大学洪柏昭教授主编,2005年8月岳麓书社出版。此书借鉴《佩文韵府》的体例,按照普通话读音分十九个韵部,另设五部入声韵。而在此书出版之前,河南文艺出版社2002年就据《中华新韵府》的待刊稿先期推出了128开的精装异型口袋书——《中华新韵府·韵字袖珍版》。《中华诗词》编辑部还整理并在其网站上发布了《中华新韵府简表》,其前言说:“诗韵改革,势在必行,这已成为诗词界广大人士的共识。我们提倡以普通话为标准的新声新韵,同时根据创作自由原则对采用旧声旧韵加以尊重。”


中华诗词学会近年还公布了《中华新韵(十四韵)韵部表》。此表以《新华字典》的注音为依据,将汉语拼音的35个韵母,划分为14个韵部,只分平仄,不辨入声(但对入声字派入普通话平声者予以注明)。并重申:“创作旧体诗,提倡使用新韵,但不反对使用旧韵,如《平水韵》。但在同一首诗中,对于新旧韵的不同部分不得混用。……使用新韵的诗作,一般应加以注明”。


此外还有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现代诗韵》,南京诗词学会编辑出版的《江南新韵》,北京诗词学会编辑出版的《韵辙新编》等。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旧体诗词创作复兴,诗韵改革的讨论持续不断。人们通过研讨会、刊物、网络等多种方式发表对诗韵改革的种种意见:1、新、旧韵并行;2、全用新韵废止旧韵;3、以词韵取代诗韵; 4、恪守旧韵。兹以广东中华诗词学会编辑的《旧瓶·新酒·辩护词——当代诗词研讨文集》[6]为例(下引此书只注页次)。此书收录69人77篇文章,基本反映上述四种观点。


主张新、旧韵并行者,实有两种倾向:一是倾向于用新韵但也不反对用旧韵。李汝伦是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广东中华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当代诗词》主编,近二十余年在诗词界非常活跃,颇有影响。他一直大力提倡用新韵写“普通话诗词”、编新韵书(14-15页)。在1987年中华诗词学会成立的大会上,他提出组织人力“编一本新韵书,代替流行的《诗韵集成》、《诗韵合璧》,因为诗韵的现代化势在必行,古韵已不适应现代人的需要,它严重地妨碍着当代诗词的写作”(130页)。赖春泉是1983年广州诗社成立的发起人之一,先后在诗社任副社长、秘书长、《诗词》报总编辑等职。他的论文《继承传统、开拓新风》(1986.12)主张放宽诗韵、新旧并行(381页)。二是倾向于用旧韵但也不反对用新韵,如福建蔡厚示(441页)、江苏戴月(498页)、何时中(531页)、马斗全(539-540页)等。


主张全用新韵废止旧韵。杨金亭现任《中华诗词》主编,他认为“诗韵改革势在必行”,“旧诗韵已经严重地脱离了语音语言的发展实际……成了旧体诗固有格律所造成的节奏韵律美的严重障碍。”他“倾向用十三辙统一一切形式的旧体诗韵”(113-121页)。还有广西教育学院教授刘振娅(141-145页)、上海诗词学会名誉会长萧挺(151页)、江苏省春华诗社副社长吴达宣(163-164页)、湘潭大学教授姜书阁(423-431页)、吉林诗词学会副主席、长白山诗社副社长林克胜(305-317页)、舒徐(227页)、梅山(304页)、沈立中(358页)、徐应佩、周溶泉(506页)、吕尚(513页)等。


1988年6月北京诗词社主办“首次北京诗词学术讨论会”,诗韵问题自然是讨论的热点话题,全用新韵或准用新韵的呼声甚高,也有放宽诗韵、以词韵代诗韵等观点(见402-413页《研讨会纪要》)。


主张放宽诗韵。中华诗词学会名誉会长欧初1987年撰文主张“用韵可以宽松一些”、“编出新诗韵”之前“先用词韵写诗”(P81)。河南大学教授华中彦也主张以词韵解放诗韵(329-334页)。广东诗界名宿刘逸生主张在《词林正韵》基础上“再加变通,拟出一套新的诗韵”(527页)。还有马茂元(360页)、何瑞澄(394页)、刘家传(400页)、张润民(457-466页)、王洪明(482页)等。


1988年11月,第二次全国当代诗词研讨会在广东三水市举行,诗韵改革是讨论中一个比较集中的话题。据该会《纪要》载,中华诗词学会会长周谷城主张“韵脚要放宽”。持此观点的还有著名学者王季思教授(206页)、黄天骥教授(中山大学)、叶元章教授(浙江省诗词学会副会长)、梁鉴江编审(现任广州诗社社长、《诗词》报主编)等(213页)。


与以上三种意见相应,中华诗词学会主办的《中华诗词》、广东中华诗词学会主办的《当代诗词》等刊物明确宣布新、旧韵之作兼容,但请用新韵者注明“用新韵”。广州诗社的《诗词》报明确规定诗韵可放宽到《词林正韵》。


在各种讨论会上,主张格守旧韵的发言者很少。以上举论文集为例,辛干民《谈入声与儿韵》(467-471页)主张尊重旧韵,不要轻言废除。袁第锐认为“按照普通话写诗词,有许多人念来不顺口,不合辙,不伦不类,算不得诗词。”“不要谈废除入声”(593页)。


旧韵派的核心理念是:旧体诗词是汉民族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完善形成的一种成熟的、科学的文体形态,旧韵是这种文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用新韵就破坏了它的原汁原味,破坏了这种“国粹”文学体性的和谐。尤其是入声字,虽然在新韵中不存在了,但在中国许多地区还大量存活着,用新韵则会在平仄和押韵两方面造成混乱,使有入声的人群觉得不便,尤其是有些词牌规定押入声韵,怎么能用没有入声的新韵呢?


有关新、旧韵的讨论,无论新韵派、旧韵派、放宽派还是自由派,大都能超越自己的母语习惯,认真地、理性地从学理层次上讨论问题。当然母语习惯也是影响观念选择的重要因素,通常说来,说普通话的人多主新韵,讲方言者多主旧韵。但像湘人姜书阁、粤人赖春泉等力主新韵者也不少,广州、上海、江苏等地区也多有倡导新韵者。


然而说归说,作归作。改革诗韵的呼声大,既说明希望改革的人很多,也说明阻力很大。因为用旧韵作诗词的传统根深蒂固,实际上用旧韵写作的人仍是多数。旧韵派认为用旧韵是自来的规矩,不需要论证。对于用新韵的呼吁,不理不睬就是了。就连许多大声疾呼用新韵的人,自己作诗也还是老老实实用旧韵。如果不用旧韵,就有可能被讥为“外行”、被鄙视为“不懂规矩”。北方虽有很多人作新韵诗词,但名家名作殊少,不要说与旧韵诗词分庭抗礼,就连一席之地也还成问题。这与经济和文化南强北弱的大环境也有关系。台、港、澳、新加坡、马来西亚、欧美等地海外华人作旧体诗词基本还是使用平水韵,日本人甚至使用《广韵》。大陆南方作者也多用旧韵。尤其是文人学者,不论南北老少,多数还是用旧韵。当然,也会有声望较高的人偶用新韵,并且在发表时注明“用新韵”,如霍松林、李汝伦等。

 


以上主张以新废旧或新旧并存,都是倡导新韵的,可称之为“新韵派”。他们认为:1、旧韵中许多字的读音已经发生变化:有些在旧韵中同韵的字,在新韵中已不同韵,如平水韵“十灰”部中的“灰”类与“台”类等;有些在新韵中同韵的字在旧韵中不同韵,如“元、寒、删、先、潭、盐、咸”,在新韵中同属十四寒,而在平水韵中却分属七个韵部。2、旧韵窄新韵宽,旧韵有些分部过于细微,古人已觉难以把握,今人更难区别,如东与冬、江与阳、庚与青、萧与豪等。3、入声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乃至绝大部分的北方方言中已经消失。若在写作时按旧韵书使用入声字,则在用普通话诵读时会发生混乱。总之,旧韵已经严重不适应今人的诗词创作和诵读,必须改革才有利于旧体诗词的存在和发展。


从音韵史和诗词史的实际发展过程来看,语音不断变化,诗词之声韵也总是随之发生适应性变化。比如上古声韵和中古声韵差别很大,中古人就根据自己时代的声韵作诗词,而不是以上古声韵为圭臬。所以隋唐以降诗韵与《诗经》、《楚辞》乃至魏晋六朝的用韵都有显著的差异。


另外,自诗、词、曲并存千百年来,古人对于不同文体的用韵,实际上是区别对待的。南北语音的差别由来已久,在宋代,反映北方语音系统的韵书就有《中州韵》及“专为北曲而设”的《菉斐轩词林要韵》等[7]。元周德清《中原音韵》是音韵史上重要之作,“反映了当时北方的实际语音系统”[8]。在南北语音各成体系的情况下,诗韵选择了《切韵》——《平水韵》系统,这与科举考试有关。从唐至清代,科举常设诗赋科,次第以《切韵》——《平水韵》为准。而词未被列入国家考试科目,用韵无须官定,于是词韵就从宽了,清道光年间《词林正韵》乃成,词家以此为准。元明清北方戏曲采用《中原音韵》,而南方戏曲则用毛氏《南曲正韵》[9]。这说明古人用韵是根据实际需要,不拘一格的。除了科举应试,一般文人作诗,并不全依官韵,时有出韵或借韵,往往是依据当时的实际语音押韵。如李商隐《无题》:“凤尾香罗薄几重(钟),碧文圆顶夜深缝(钟)。扇裁月魄羞难掩,车走雷声语未通(东)。曾是寂寥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东)。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待好风(东)? ”此诗“钟”“东”混押,就是“出韵”,说明在当时的实际口语中它们已经不分了。


二十世纪以来,随着旧科举的终结,诗韵无所谓官定了。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普通话成为国语,渐渐普及为华人通用语。诗词用旧韵与用新韵的差别,便由古、今之别进而实际化为特殊的文体书面用语与鲜活的实际生活用语之别。这种差异感在普通话人群中最强烈,在各种方言人群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而且实际上现在已经没有哪个地区的方言与旧韵完全一样了。在这种情况下,旧韵、各地方言和普通话,哪一种声韵系统最适合华人通用呢?无疑是后者。


旧韵派认为用新韵有伤旧体,造成平仄混乱,声韵不谐,破坏诵读的滋味。其实不然。旧体诗词作为一种具有“国粹”意义的汉语经典文体,生命力很强。在其存续过程中,其基本体性极其稳定,又具有适应语音渐变的活性和宽容性。其形式由篇制、句式、对仗、平仄、声韵等要素构成。使用现代新韵,对篇制、句式无影响。对平仄(涉及对仗)的影响只在于古今声调发生了平仄变化的那些字。这些字并不多,比如入派平声的常用字,大约一百多个,而这些字按新韵写作和诵读时,依然遵循诗词平仄规律。简言之,无论新音旧音,均可合律,区别只在于用什么标准。以古音为准的依据是旧韵书或部分方言发音,以新音为准的依据是新韵书和普通话发音,两种标准都具有“平平仄仄”交错和谐的韵律美感,只是两种标准不可混用而已。


对押韵的影响也是这样的道理,旧韵窄新韵宽,有些字的古、今韵发生了变化。但无论用旧韵还是新韵,总归是依照一个统一的标准去押韵,保证格律合乎声韵和谐的原则即可。论利弊,新韵宽松,限制小,汉语人群通用;旧韵窄,有些读音只存在于旧韵书和各种方言中,在不同方言中读音又不同。相比之下,用新韵更有益于减少格律对诗词的束缚。


最重要的是,正是对新韵的适应和融洽,旧体诗词的现代生存和未来发展才具有了更大的合理性和可能性,才更易于成为所有汉语人群可以共同拥有的经典语言艺术。仅就诵读或吟唱而言,现代人已经很难完全复古了。况且在现代语音环境中,模拟古音除了对研究有意义外,对实际创作和阅读并无益处。尽管有些使用方言的人觉得用方言吟诵古人的诗词或今人的旧体诗词妙不可言,但其美妙只是习惯于这种方言的人才能体会,其他语言的人群则莫明其妙。事实上,就现实情况而言,无论传媒世界还是文学现场,普通话读音是最通用的。


在现代语音环境中,如果写作和阅读一味固守旧韵,不仅不合时宜,而且是作茧自缚,是对旧体诗词的捆绑式扼杀,旧体诗词的生命会因此而渐趋衰退。而用新韵作旧体诗词,不仅不伤旧体,而且解放一些已经过时的约束,使旧体诗词成为更鲜活、更富有生命力的文体。这正是本文以“韵”与“命”为题的用意。


目前新、旧韵并存的局面可能持续很久,新、旧韵的使用各有语言基础,各有习惯人群,各有道理。尤其是有些词牌规定押入声韵,那就只能依旧韵来写,其诵读也只能随人了。为了写作和阅读的标准清晰,尽可能避免混乱,作家们最好注明自己的作品用的是“旧韵”还是“新韵”。


(本文原载中山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1]参陈友康《二十世纪中国旧体诗词的合法性和现代性》,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2]本文旧韵指中古以来通常使用的诗韵和词韵,新韵即《中华新韵》、《诗韵新编》乃至普通话声韵。

[3]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8月出版。

[4]赵逵夫《世纪足音·序》,见甘肃新闻网2002.10.16转载《兰州晨报》。

[5]《诗韵新编·出版说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6]李汝伦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第一版。

[7]参清戈戴《词林正韵·发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影印本第37页。

[8]王力主编《古代汉语》下册第二分册第1576页,中华书局1964年9月第一版。

[9]参清邹祗谟《远志斋词衷》,见唐圭璋《词话丛编》第一册第665页,中华书局1986年1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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